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研究了《诗经》中的歌谣与民俗、节庆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在公众场合和社群记忆中，歌的方式往往带有仪式化的印迹，在歌谣中保留了共同的记忆和某种神圣化的观念。[21] 王小盾《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1—382页。
[13]歌的方式在早期人类交往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声音和姿态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与达致共识，形成或者维护一个文明体的共有规范、习俗和信仰。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两人皆为西汉初年的大哲，可能也面对着《乐经》有无的问题，陆称五经，贾说合德，都已经触及了对于《乐》的理解。但是礼文、典章如何被灭去其籍或多被焚削，其与三代之时的繁盛状况究竟有哪些不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们很难得到它的要领，也无法描述在文献方面究竟起了哪些变化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这显然都是指向了道德教化。
[73]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第174—175页。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但对荀子而言，人虽先天本具知善和为善的质具，但其本身尚不足以真正做到知善并按善的要求决定人的主观意愿，惟有经过后天师法的教化和引导，这些先天的条件才能转化为足以保证道德行动具有真实可能性的主体能力。
当然，这里的知并非抽象的理论认识，而是在礼乐的践履和陶养中所形成的对于道和礼义的真知。[16] 在原初的意义上，心与仁义法正之间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在接受师法的教化和引导之前，心不仅缺乏对仁义法正的认可、肯定，甚至心也缺乏对仁义法正之知。这是四端之心原本即具有的一种能力，孟子即以本心或不学而能的良能说之。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万锺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对孟子特别强调的能而不为的说法给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解释。
能也就意味着，人在现实情境下，意识到道德上的应当，便会以之为意愿的内容，进而促使相应行动的发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因此，对孟子而言，为善亦即为尧舜之所为的能力原本就是充足的。（《孟子·告子上》） 义也就是道德上的应当，行不合义即意味着道德人格受到贬损，循理合义本质上即是对道德人格的持守。
这不仅使荀子的人性论出现内在的矛盾[1]，无疑也极大地拉近了孟、荀之间的思想距离，孟、荀哲学之间的差异也因之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议题。这即是荀子在理论上强调可以与能之区分的原因所在，同时这也是其反对孟子以性说善，而主张以伪说善的原因所在在《国粹学报》第二期上，邓实、黄节刊登了简朝亮就《新学伪经考》一书写给康有为回信，信中书道： 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尊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而他所批评的是，把汉学长于训诂与宋学长于义理目为必分之两途。
朱子之为《论语集注》也，自汉迄宋皆集焉，终身履修之，欲其叶于经也，其未及修之者，后人补之正之宜也。盖《伪传》言精一者，犹未详也。
清代是继汉代之后经学发展的第二个极盛时代，汉学家求之训诂的经典诠释方法加之西学的冲击与影响，使经学过往作为一种一体之学的教化意涵及其诠释范式在学科精细化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和弃用。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也。
【7】在简朝亮看来，朱子对于十六字心传的理解更接近《荀子·解蔽》篇中《道经》的思路，而非孔安国伪传的解经思路。此汉注非训诂者，朱子采其说，此其义理之长也。【21】这意味着经典诠释必需要伴随着现实世界的变化进行调整，经也需要从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为自身立法。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12 简朝亮：《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32册，第115-116页。但后来史学界对周公立嫡庶制又发生新的争论。
则与《中庸》为子思作，而不称子言之者，体例不同。允执其中，则其心一于道而能精矣。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的经学观念重点抓住了清代经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症结，也留意到史学、子学等新知识谱系扩大等问题。背其君子而惑于小人，何其忍为乱臣贼子而干君父之诛也。
与朱子《小学》相比，朱次琦的修身理论更为简易，并且吸收了理学的心性论，此即其在读书五学中提出的性理之学。其于义也，则通之乎《道经》。
但西学的冲击，促使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从古今汉宋之争走向中西之争，经学应该如何回应？ 在简朝亮看来，汉宋今古之争不能脱离经学历史上出现的典型范式，经史之争与中西之争则仍要从经学作为中国之学主体性的话题展开。在朱次琦的读书五学架构中，性理之学之所以放置在经学史学和掌故之学之后，有其特殊的考量。书教宜明，则孔子所谓其国教者宜明也。如王恩田认为，当时周公所确立的制度并非嫡庶制，而是一继一及制，其目的是使管蔡等人失去继承周王的可能性。
【14】 在简朝亮看来，同门康有为强调回归今文经学经法行政治变革，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旗手，实与古文经学家的政治意图殊途同归，从今从古，皆非经法之正途。【17】除了从制度史的角度提出不同意见，章太炎后又作《尚书略说》，其中谈到周公践位称王时说：古人视王亦如官吏，未尝不可代。
明经之志，君子无所争也。【9】 简朝亮把义理与训诂都视为经学诠释体系下两种互相发明的方法。
简朝亮的另一位弟子邓实，则在《国粹学报》停刊之后，和黄宾虹等艺术家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以美术观念整理中国古典艺术经典著作的大型丛书《美术丛书》。程子《易传》诸经说，朱子酌言矣。
沈约谓此皆取于子思子，有徵哉。他指出美术这一新学科在中国，不应再局限君学的视野下，固守艺术唯字画独尊的传统。若《诗郑笺》之于《毛传》，若《周官》后郑注之于先郑说，皆补之正之，而有叶也。【22】他借助《汉书·艺文志》中保留的先秦儒家谱系回顾儒家早期的经学历史，以孔门七十子留存的思想观念为基础，借助史学和子学相关思想资源对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学进行反思，并以此为契机，提出有国学而无君学，进而把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知识系统容纳在国学的范畴之下，进以完成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的新诠释。
3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2017年，第443页。九江学派三代学人历经了清代经学从极盛时代至晚清民初经学的瓦解再到民国以西学为中心的后经学时代。
又说：六书小学，治经者所时资也。【11】至于《礼记子思子郑注补正》一书，简朝亮在其序中谈到：《礼记》中《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四篇相次焉。
【8】此处，简朝亮所提出的为文之法，实则非汉非宋，又亦汉亦宋，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兼采特质，一方面又区别于古文经学诠释范式和今文经学如公羊学的家法。义理莫大于纲常，经言殷周所因而知其继也，马氏以纲常释之。
